“职教高考”制度的本质是依托职业教育属性特征，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为国家建设发展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区域经济服务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技能通道。“职教高考”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真正实现“类型教育”的重要突破口，聚焦国家职教制度体系的完善、全国统一招生模式的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多元化招生方式的探索等发展要义，体现了效率优先、公平公正、科学导向等基本原则。

  一、遵循效率优先，为国家建设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

  职业教育哲学与普通教育哲学一致，在“认识论”“政治论”间转换。“职教高考”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提高社会建设人才选拔效率的首要功能追求，体现着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威。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提出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存在于社会影响之中，是维护统治的工具。1952年，为巩固国家政权，加快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发展，高考制度建立。1977年，为凝聚大众人心，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而恢复高考。如今基于产业经济发展对教育供给的新需求和社会观念变迁对教育模式的新要求，“职教高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重要使命，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职业教育服务于人才强国战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完善职教制度体系，其核心是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满足国家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选拔功能。“职教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效率体现在国家对高考的总投入和人才选拔的总产出之间的比值，宏观上提高国家人才选拔预期和结果的匹配度，微观上提高考生与学校、考生与专业的匹配度，具体表征为对人才的甄别能力（高考的效度、信度、识别度），以及高校与人才互选的自主强度。

  二、遵循公平公正，为服务区域经济选拔产业链匹配人才

  恩格斯指出，时代的经济是一切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表征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就需要各地区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以优势互补来布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各地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严重匮乏成为阻滞当地经济发展的桎梏。截至2019年，我国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缺口总量达到1573万人。职业教育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使命，首要任务就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储备、供给与区域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优质人力资源，同时，这也是追求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面，增强自身适应性和贡献率的发展战略]。然而，职业教育在统筹资源配置、发展目标定位、人才培养结构等方面与区域经济严重失调。“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以服务区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培育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价值取向，是从职业教育“入口”端促进区域经济优势互补的重要着力点。这就要求“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必须认清中西部、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基本事实，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在考生选拔上，遵循我国早在科举时期就坚守的“唯秉至公，以为取舍”“有司考试，只在至公”，公平、客观选拔人才；从区域特征方面，在全国统一招生模式下，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同时加强省级统筹，赋予省级政府招生部门在形式公平、实质公正、制度正义中考量、权衡的职能。

  三、遵循科学导向，为类型教育选拔高素质潜能人才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认为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体现为人的体力（身体机能等）、智力（知识技能等）、力量（智慧潜能等）获得完美结合、全面发展、和谐统一、自由运用、充分发挥，遵循人的内心意愿、兴趣爱好、社会需要自由地选择职业，成为真正完整的、全面的人。在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被赋予服务国家战略、促进教育公平、助推区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等多元角色期待和角色使命。然而，在长期根植于中国民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中，认为普通教育才是实现生存发展、生命价值的有效路径。职业教育被禁锢在“次等教育”“附属教育”等笼子中备受歧视，考生不愿意报考，职业教育在高校招生中，只能是“捡漏”“扫尾”，生源质量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构建“职教高考”制度必须遵循科学导向，为类型教育分流高素质、有潜能的人才，才能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个体的高质量发展。个体的独特性需要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性，其理论基础是关注人的主体性（个体的社会化）与独特性（社会的个性化）。“职教高考”制度科学有效实现人才选拔功能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在于科学导向，突破单一、孤立等局限，在系统的、复杂的、全局的视域中实现制度体系的自洽性和适他性，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合理引导，共同完成教育使命，实现教育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