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业教育跨什么界的跨界内容研究，笔者认为有姜大源的“三界说”和徐珍珍、刘晓提出的知识边界——知识与技能，物理边界——学习与工作，社会边界——教育与职业的“三界说”。此外还有国家层面一直探索完善并概括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四界说”。当然还有更为泛化的“六界说”，如“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中需要进行六种‘跨界’：一是跨越教育与职业之界，二是跨越学校与企业之界，三是跨越学习与工作之界，四是跨越中职与高职之界，五是跨越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之界，六是跨越教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界。”这里仅对共识程度更高的“三界说”和“四界说”加以展开。

一、“三界说”

  在职教界姜大源最早提出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的思想。他一直坚守和倡导这一理论，但在不同成果中其表述会有一些变达。如他在给笔者的书《高等职业教育整合论》写的序里的表述是：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表现为：在办学制度层面，它是校企合作的，打破了封闭的企业与学校各自运作的“围城”。在人才培养层面，跨越了分割工作与学习的各自孤立的“界限”。在社会功能层面，跨越了经济与教育各自定位的“藩篱”。有研究者肯定他作为跨界发轫者的理论贡献：“跨界”不仅仅是语词意义上的“跨越界限”，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跨界”的提出为职教理论创设了新语境，提供了研究的新角度和发展的新思路。笔者认为，一是“跨界”论的命题引领了人们对职业教育本质的思考和探究，开启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域。二是揭示了研究维度与视角。即办学制度层面的学校与企业的跨界，人才培养层面的工作与学习的跨界，社会功能层面的经济与教育的跨界。三是给定了研究的核心内容。即研究职业教育的跨界必须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核心内容加以研究。四是提示了一种研究职业教育的跨界思维和方法论。将为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思考机制和研究创新的核心范式。

二、“四界说”

  “四界说”是我国职业教育一直探索并不断完善概括形成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办学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他在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示中明确要求：“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姜大源评述总书记这段话认为，它“实际上论及了职业教育的‘四对’跨界要素，即生产与教育、学校与企业、工作与学习、知识与行动”。关于“四界说”有学者从模式论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认为产教融合是教育模式，校企合作是办学模式，工学结合是教学模式，知行合一是认知模式。笔者从特色论角度进行解读，认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产教融合是宏观的体制特色，校企合作是中观的主体特色，工学结合是微观的教学特色，知行合一是传统的文化特色。主张“产教融合”要深化推进；“校企合作”要开放优化；“工学结合”要夯实创新；“知行合一”要自觉践履。笔者认为，此四者无论是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还是核心特色都是成立的，也可以将其看成包含职业教育“四界”的逻辑构成，是一个涵盖“三界说”，并且得到国家认可、广泛认同的更为宏观和全面的划界框架。若就其内在关系和地位看，它们分别是主导型跨界、主体型跨界、核心型跨界、文化型跨界。

1.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跨界

  在“四界说”中产教融合可视为主导型跨界。产业是指“具有同类产出结果和相似产出方式的同质性经济活动”。它包括一产农业、二产工业、三产服务业。可见，产业是一个全覆盖、无死角的宏大的广域概念，能够对应于所有职业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与产出。刘晓认为，产教融合的目的在于“搭建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架构，将校企合作从职业教育内部延伸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整体制度安排，推动职业教育从发展理念向制度供给落地。”所以，产教融合跨界是宏观的和上位的跨界。它规定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宽宏路径，赋予它广阔的办学发展空间；它奠定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大格局，赋予了职业教育登山、一览众山小，观海、视野无极限的大视野；它顺应了职业教育发展世界性的、不可逆的大趋势。因此，它是高位的、统摄性的、主导型跨界。

2.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的跨界

  在“四界说”中校企合作构成主体性跨界。与产教融合相比，校企合作跨界是由上而下、由虚而实，落实于培养主体的跨界。这一跨界责任下移，落实于办学实施的双主体层面，为协同育人创生了条件、搭建了平台、立定了格局，完成了“四梁八柱”的搭建。这一跨界的价值在于：一是可以弥补单一主体的局限。学校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异质主体，各自有自身的局限。如企业有教育的局限，学校有职业的局限，而且自身难以克服。唯合作方可弥补。二是可以实现资源让渡与互惠共享。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持有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实现自我供给下的生存与发展”。更不必说，两个社会职能禀赋完全不同的主体，它们占有的资源更是相去甚远。只有跨界合作、能量交换、外向吸收才能资源共享、共生互补。三是可以实现协同育人双赢。校企双主体的跨界联手，为人才培养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更加精彩的舞台。双方以人才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企业需要的人学校培养，学校培养的人企业录用，相与为用，供需平衡，实现了互惠双赢。四是可以化有界隔阂为无界融合。校与企是社会不同的组织单元和实施职业教育的主体，合作之前还是各自有界的“两张皮”。通过双方合作虽然实现了跨界，但如果合而不作、貌合神离，依然是有“界”的，没有真正实现跨界融合。无界不是没界，而是融合了界，消弭了界，化界于无形，真正实现了融合或一体化。这是校企合作的理想之境和高远之境。

3.工学结合是工作与学习的跨界

  在“四界说”中工学结合可视为核心性跨界。如果说校企合作是办学层面的跨界，工学结合就是教学层面的跨界。它是进入育人和实施层面的跨界。就四步跨界流程看，这是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施工”环节，决定人才培养的产出和质量。一从教学变革看，工作是职业范畴，学习是教学范畴。二者的交合跨界，必然造就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彰显类型教育本质。二从二者关系看，职业教育是为在职业场所和工作世界中进行有效工作而准备的一种方式。工作是学习中的工作，学习是工作中的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其结果培养了工作（职业）能力，也学到了工作化的知识，双向赋能，彼此成就。而这正是工学结合所要达及的本心和初衷。三从模式看，不必说知识覆盖、记忆为主的学科教育方法与职业教育的背离错位，更不必说传统教育的“三中心”模式被诟病有加。只有工学结合，“以做定学、以学定教、学做一体”，才是真正的本然的职业教育优化模式。

4.知行合一是认知与行动的跨界

  在“四界说”中知行合一隶属文化型跨界。知行合一跨界就其作用和功能看，是与工学结合接近的跨界，但也有一定区隔。工和学是偏重教学模式的跨界，是落实教学过程的跨界。定向清楚、指向性很强。知和行则是一种更宽泛的文化模式跨界。季羡林先生就曾从“知”与“行”两方面提炼中国文化的内涵。他认为“中国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职业教育的知行合一从源头上追溯，第一，它是扎根传统文化土壤的跨界。我国教育向来就有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从孔子提出的“学——思——习——行”，到荀子的“闻——见——知——行”，及“亲——闻——说——行”，王充主张的“任耳目——开心意——引效验”，还有朱熹提出的“学思相资、知行相须”，清代王夫之说：“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也，未可以得行之效也。”颜习斋也说：“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又说：“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这些论述都包含了知行合一学说的精髓和内涵。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着教育领域的一种迁移和运用。在这个意义上，我国职业教育的工学结合、学工交替的模式或思想，绝非单纯效学西方（比如德国双元制）的舶来品，而是扎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延传和发扬。第二，从质性上厘定，知行合一是哲学认识论的模式。知行合一思想的发端是基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本质上是想阐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内在相通、本质一致的。如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孙中山先生也说过“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这些思想都作为一种哲学的认知模式被运用于教育领域。这就赋予了职业教育知行合一认知模式哲学底蕴和文化内涵，使它具有了高端品格和鲜明的中国特色。